延安的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为30∶1，1941年为18∶1，1944年4月则是8∶1。赴延女青年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销，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
延安的婚恋往事极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干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爱方面约束过紧。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参考诸多史料以及当事人回忆录，撰文披露了中共在延安时期的婚恋往事。
革命+恋爱
大批知青聚集在延安，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只能在献身抗日的旗帜下有所限制。1937年9月的“黄克功事件”（1937年10月5日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以前，抗大就曾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全意扑在党的事业上。而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说“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后来，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
红军将领黄克功因逼婚强杀知识女性刘茜而被判处枪决，临刑前闻毛泽东回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时才二十来岁的陈丕显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来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领导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根据地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情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服从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福兮祸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即使在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也是如此。
胡耀邦与李昭结婚照
“保证完成任务”与“非大不嫁”
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
真正坚持“平等”的，终属少数。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男性选择标准却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言：“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还有“组织分配”：19岁的姑娘朱明嫁给了50多岁的林伯渠；1937年，22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便走上夫人岗位。
婚恋问题要组织批准
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仍是免不了的事情。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答复。但在“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的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不得不诚恳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老干部窗前相看女生，认识24小时内结婚等情景不时出现。一些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选择城市女生，再转身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张宁（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张富华，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此女就是张宁母亲。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介绍张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这位17岁的高个美女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礼成。
那时，党员结婚、离婚须经组织批准。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批准。32岁的团长高自和申请与29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1947年4月鲍侃入党，获得与爱人结婚的先决条件，可高自和已于1946年春在华北前线牺牲了。
延安婚恋的“浪漫指数”
延安婚恋的“浪漫指数”到底怎样？囿于条件，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长征老干部舒同与女知青石澜结婚，由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举行庄重的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
1942年舒同与石澜在延安五家坪拍的结婚照
新婚青年没有房子，十几孔窑洞专门辟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5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生活供给制、组织军事化。延安人都有单位，无所谓家，夫妻在各自机关工作，每周见面一次，同一机关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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