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芳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时的资料照片
王连芳同志他是渤海回民支队创始人、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庆祝活动。1983年10月6日全国回族学会在银川召开，他奉自治区主席黑伯里邀请来银川参加会议。
中国回族学会名誉会长，党的民族工作战线杰出的代表王连芳已归真10年多了，在这10年中，我与各地老战友和穆斯林兄弟都十分怀念他。连芳同志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使我不由得提起笔来，写下了这篇回忆文章，以表达我对兄长的怀念之情。
王连芳同志民族工作的一生
王连芳同志生于1920年11月1日，回族，河北省盐山县西关人。1933年5月由刘格平、刘子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任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特务团政治部宣传股股长，沧盐战委会宣传部副部长、盐山战委会组织部部长。1939年初任冀鲁边区民族先锋队组织部部长、青年救国会主任。1940年7月任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主、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后政为渤海军区回民支队）政委。1945年任中共天津（地下）市委宣传部部长。1946年任渤海区回民协会主任。1947年4月任沧州市副市长、渤海行署回民工作委员会主任。1949年任中央民委二司司长。1950年8月任中央访问团二团副团长。1952年任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省民委主任。“文革”中受迫害达8年。1979年任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部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83年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云南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省行政学院教授。著有《回族工作问题与期望》、《云南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云南民族问题论文集》、《云南民族问题探索》、《云南民族工作回忆》5部专著。在《人民日报》、《民族团结》、《云南日报》、《回族研究》发表论文10篇，有的曾荣获国家级和省级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我给王主任送情报
1942年春，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第二分会的主任张英达、李中秀同志在沧县牛进庄给总会王连芳主任写情报，并将情报交给我，派我送塔上村交总会主任王连芳，我到该村打听到王连芳同志住在本村东头一姓邢的人家（汉民），便找去。见到王主任，我说：“我是从牛进庄来的，给你送来一封信。”当时因情况复杂我把信藏在鞋内，当我把信取出交给王连芳主任后，王主任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宝云”。他又问：“吃饭没有”，我说：“没吃”。当时王主任从包里取出一斤小米票，便叫警卫员小吴带上我找村长吃饭去。
吃完饭后，我又找王主任说：“信你已收到了，给我写个收条”，王主任答道：“这个收条不能写，如果写叫汉奸发现了，要你的小命。”我又问到：“那怎么办？”王主任便将写信李中秀的名字撕下来，用半个火柴棍，卷成一个小筒塞到我耳朵内，说：“这就是收条，若发现坏人，你就甩掉它。”这是我第一次认得王连芳主任。这种巧妙的办法让我牢记在心中。
抛砖引玉——忆回支
1983年10月6日，全国回族史讨论会在银川召开，王连芳主任被邀请参加这次会。会议结束后，他在宁夏宾馆召集原渤海回民支队在银川工作的老战友，开座谈会。王连芳主任讲：“我这次来，一是和大家见个面。二是《宁夏大学学报》编辑部请我写一篇渤海回民支队的稿件，现征求大家的意见。三是希望都能动手写渤海回民支队的战斗历史。”当时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有：原渤海回民支队刘金声、刘宝俊、刘松仁、韩景正、韩景彬、肖月轩、张文荣、张延岭、王风鸣、李玉亭等同志。王连芳同志在会上说：“你们写比我写有条件，你们都是亲身经历的。我们回民支队1940年成立时才二十几个人，到1941年发展到400多人，经上级批准，由回民支队改为冀鲁边区回民大队，下设4个大队，一个手枪队，打了很多漂亮仗，缴了很多武器。当时生活很艰苦，上级未发衣物，都是穿自己的。到1942年大旱，庄稼颗粒未收，群众生活很困难，我们都吃的是树叶、榆树皮和糠。在艰苦的生活中取得很大胜利，我们都不能忘记，同时战斗中也牺牲了很多战友，如我们的参谋长何士兴（红军），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中队长刘三福，还有张风亭、刘国儒、刘宝田、刘长胜、胡宗宾、孙连峰、孙宝岐、杨吉山、吴福田，在朝鲜牺牲的张长贵、张宝堂、刘全仁等同志的英雄事迹都应该写。我现在最后当你们的一次政委，希望你们都写，我写的那一篇文章就是抛砖引玉。”
我们的老政委王连芳同志在银川和老战友座谈完后，身带重病（随身带氧气袋），又前往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召集原回民支队老战友张化水、李树文、丁文祥、张福青等同志开座谈会，动员启发这些回民支队的老同志写回民支队的历史。会后，他要去青海省，临夏的老战友考虑到老首长的身体状况，建议他不要到高原青海去，可老首长仍坚持要去，他又带病赴青海省并召集在青海工作的原回民支队的老战友李庆林、韩道然、王千、马玉荣等发动这些同志，抓紧写回民支队的经历及亲身体验的革命回忆录，为后人留下革命的遗产，以教育年轻的一代。第二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1985年11月在昆明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有一些原回民支队的老同志，如宁夏的刘金声、韩景正、刘宝俊，青海的马玉荣，陕西的吴庆云，南京的刘苏正、刘城林，云南的曹振德等。在会议期间老政委又召开老战友座谈会，在座谈时王政委讲“请写个回民支队战友通讯录，以便战友间相互联系，这个任务由宝俊同志负责搜集。”我回宁夏后，搞了一个回民支队战友征集表，当时我只想搞回族同志，后来连芳同志在电话里和我说：一是不分回汉，二是不分职务高低，三是不分参加革命时间的长短，来者欢迎，不来者理解。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向全国25个省（市）的各地战友发出300余封信，战友们先后寄来征集表。我整理好后，将初稿寄给连芳同志，他看后为此书写了“序言”，书名为《回民支队战友录》。他在序言中写道：“回民支队战友录不只是一本简单的人名录，它有着更丰富的、深刻的内容，我想至少它有以下几个特点与作用：一、它是联络和密切老同志革命感情的纽带；二、它是民族团结，并肩战斗这一光荣传统的真实纪录；三、它是一部革命历史资料；四、它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连芳同志和战友们的支持下，我夜以继日，加紧编写《回民支队战友录》，终于在1986年12月将此书出版。此书的发行，轰动了全国25个省、市的原回民支队战友，他们纷纷来信、来电索要此书，同时也受到回族史研究学者的关注。正由于此书的发表，使我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出于历史责任感，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建立的革命友谊和感情，老领导的亲切嘱托，促使我们需要继续将此项工作进行下去，我先后在《回族研究》、《孟村回忆录》、《宁夏大学学报》等民族刊物上发表《抗日战争时期渤海回民支队》、《渤海军区回民支队根据地——黄骅县》、《回忆东北回民支队》等文章，并出版了《回民支队战友百地书》一书，宣传了回民支队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上述文章及书籍的发表，与王连芳老领导的鞭策鼓励和不断支持密不可分，结束了王连芳同志担忧的回民支队有名无史的状况，从而使回民支队这一支革命队伍的光荣历史发扬光大，永记史册。
民族团结的典范
王连芳同志1940年就担任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主任，兼回民支队政委。连芳同志在渤海、天津、山东、国家民委、云南一直做民族工作达60年。在他任回民抗日救国总会主任时，就有两位阿訇，一位叫丁溪野，任回救总会宣传部部长，另一位叫曹奎，任回救总会教育部长，团结了宗教人士参加抗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任渤海回民协会主任，1947年沧州解放时他担任第一任副市长，主管民族宗教工作，团结了一些上层民主人士。1950年他以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的身份，去云南边疆慰
问，由于他在云南民族工作成绩突出，当时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省长周保忠，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将王连芳同志和部分干部留在云南做民族工作。连芳同志在云南先后任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委边疆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部长、省民委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他在云南工作长达50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民族干部，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他的足迹。“文革”前他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云南6个自治州他都参与组建，各个民族都有他的知心朋友。他在云南工作期间写了大量的工作文章，都发表在《云南日报》、《民族团结》、《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回族研究》等刊物上。
连芳同志也参与了全国的回族研究工作，他积极参加回族史讨论会，回族史讨论会共开过10次，他参加了7次。其中在云南就开了2次，都由他来策划。他提出搞一个回族刊物，在1988年承德回族史研讨会上他提出在宁夏主办一个《回族研究》，并亲自给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白立忱写信，请他在经费上给以考虑。后经宁夏社会科学院杨怀忠同志等积极努力，向国家出版总署申请，《回族研究》期刊于1991年正式出版。云南红河自治州出版《红河回族》，主编马恒丰说：“这本书的出版主要是王连芳同志积极建议才得以实现的。”“中国回族学会”的成立是连芳同志与沙明、吴庆云、刘树生、哈经雄、马启成、高发元等同志发起的。连芳同志已归真了，他生前为回族办了很多好事，我们永不忘记。老领导一生艰难坎坷，如“文革”中进牛棚8年之久，老年又不幸丧子，老人很伤心。在“文革”中他家8口人，分居在7处，他的子女都是一般工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王连芳同志恢复了工作，给他补发了5万元工资，他把三分之二捐献给老区的原回民支队老战友王金龙、韩福荣、穆祥春、吴振江、李玉行等老战友及烈属。在我出版印刷《回民支队战友录》一书时，也给予了一定的资助。王连芳同志这种高尚的品德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小事见真情
王连芳同志身为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自己，生活简朴，廉洁奉公，对部下感情深厚，平易近人，非常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深受各民族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从日常几件小事中，反映出他高尚的品质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为了更好地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尊重民族生活习惯，几十年来他从不吸烟喝酒，很受各民族宗教人士的称赞和信任。记得在承德中国回族史研讨会后，返京途中，他与我说安排在北京和来京的原回支老战友们开个座谈会，由我和白奎同志负责召集。在京的老战友有张希尧、孔庆堂、回景芳、侯伯杨、范大顺、白奎、刘宝俊、洪灵、王建西等同志。座谈会开得非常热烈，主要商议如何发挥老战友们的晚年余热，多写一些革命回忆录。会后，连芳同志自费在宁夏驻北京办事处餐厅款待老战友们。大家欢聚一堂，回忆当年，感慨万千，大伙纷纷表示不辜负老首长的嘱托，尽自己的努力，把在回支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让后人了解回支的成长和发展过程，由此也看出老领导对我们的一片真情。有一次，他来宁夏看望老战友，给老战友们每人一袋云南名茶，以表寸心。还有一次，1983年10月，我的老伴马金英去云南开会，到昆明，当连芳同志知道后，立刻看望了她。这使我老伴很受感动，总是念念不忘。
连芳同志对我的关怀和信任
2000年2月24日晚饭后，昆明传来了电话，告知我连芳同志已归真，听到不幸消息后我万分悲痛，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接完电话，我回到卧室，在我脑海中不断的涌现出连芳同志的音容笑貌，以及我与他生前的一些往事……在万分悲痛和无法平静的心情下，我翻阅了连芳同志从1983年12月20日至1990年3月给我来的所有信件，共28封。这些信件都是对我的鼓励和信任，及对在宁夏的原回民支队老战友的关怀。在这些信中有这样两封信令我感到十分的感动和敬佩：一封是1984年2月18日于西双版纳夜间10点钟给我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写的是关于他写的那篇文章——《渤海回民支队初创时期遇到的几个问题》向我征求意见。他身为回民支队创始人，写关于回民支队历史的文章时竟向我征求意见，使我感到老首长的谦虚和他实事求是的作风；第二封信是1990年12月29日在昆明写的，这是他在济南第二次回族史研讨会后，鼓励我和在宁夏的战友将回民支队的革命历史记录下来，他说：“我们渤海回民支队的战友们吃糠咽菜、南征北战，我们是有功于世，无名于史”。他在来信中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能完成他的心愿。在他的激励和鼓舞下，我主编了《渤海回民支队实录》一书，收录了58篇文章，共37万余字，并于2000年8月1日在宁夏出版，以告慰他的心愿。10年前，连芳同志在孟村回族自治县庆祝渤海回民支队成立十五周年时曾对我说：“再过10年，我们的战友健在的就不多了。”没想到于2000年2月23日连芳同志与世长辞了，接着他的部下韩景正、刘松仁、韩来仪、马玉荣、王兰乡同志也随他而去了，这使我更加难过。连芳同志的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个精神支柱，每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报到昆明时我便想起了我的老领导王连芳同志。连芳同志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本文原刊于《民族日报》2010年2月8日、11日
原文标题：怀念民族工作杰出的领导人王连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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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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