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虽然去世了,但是她留下的驯鹿文化却是永垂不朽的。他们被称为“使鹿部落”和“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也是中国境内保存“驯鹿文化”的民族之一。敖鲁古雅是鄂温克族三大直系,雅库特系,其中的一个小部落,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少数民族。神鹿是他们的神,但是在难产中死去,神鹿的死意味着她将彻底告别游牧的生活。
“中国最后女酋长”去世,享年101岁,她的晚年生活是如何度过的?答晚年也是在山林中和驯鹿为伴,被称为“中国最后女酋长”的玛丽亚,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驯鹿,即便现代的...今天百视网小编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电影遥远的敖鲁古雅,以下关于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
“中国最后女酋长”去世,享年101岁,她的晚年生活是如何度过的?
答晚年也是在山林中和驯鹿为伴,被称为“中国最后女酋长”的玛丽亚,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驯鹿,即便现代的生活条件很好了,但是她依旧喜欢和驯鹿生活在山林中,对于玛丽亚来说,和驯鹿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她最快乐的时候,驯鹿就像她的孩子一样。
玛丽亚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小说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主人公原型,她生活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也是中国最后一个使鹿部落。玛丽亚的父亲曾经也是奇乾部落的酋长,在父亲的熏陶下,玛丽亚从小就学会了很多打猎的手段。后来成为部落的酋长之后,玛丽亚的身上也肩负着部落的使命。对于使鹿部落来说,驯鹿是这个部落的宝贝,即便到了九十多岁的高龄,玛丽亚依旧孩子啊山上饲养驯鹿,想要为祖国传承更多的驯鹿文化。
对于玛丽亚老人来说,驯鹿不仅仅是驯鹿,还是她的孩子,玛丽亚非常的爱它们。也因为有了驯鹿,才让玛丽亚的部落能够更好的生活。虽然现在有很多部落的人都迁出了大山,选择搬到三百多公里外的根河市生活,也不再从事狩猎的工作的,但是对于玛丽亚来说,她依然选择在大山中生活,毕竟驯鹿需要生活在大山中,对于她来说,有了驯鹿生活才有了快乐。
玛丽亚虽然去世了,但是她留下的驯鹿文化却是永垂不朽的。对于玛丽亚来说,驯鹿并不简单的只是为了维持生活,还是她精神上的依靠。如果失去了驯鹿对于玛丽亚来说,也就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大自然赋予了人类很多的东西,对于玛丽亚来说,也许生活无法回到从前,但是她依旧没有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依旧守护着自己爱护的山林和驯鹿,而她也因此成为了敖鲁古雅的传说。
如出发,必到达
答今天,我在刷凉子访谈录的时候,很无意地刷到了导演顾桃。
顾桃,1970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毕业于内蒙古艺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中国内地著名的纪录片导演、摄影师。
视频中的顾桃一头毛糙的披肩长发,戴着鸭舌帽,古铜色的脸庞,细眯着眼睛。
他作这样的访谈,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平台小而咖位大。他显得很放松,没有玩深奥的艺术梗,说得都是实实在在的话,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顾桃说,年轻人要记住成吉思汗的话:如出发,必到达。
他建议年轻人,应该在现有的条件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马上开始。不要说什么“有条件再去做”、“等我有钱了就去做”、或者“等孩子大了就怎么怎么样”……
他自己就曾经拍了一部记录中国绿皮火车的片子,他没有等待创投,而是带着手机,坐了4趟火车,只用了1000元钱。
“中国的火车多便宜啊,越往北走越便宜,1000公里50元票钱。”
顾桃说,只要你有勇气上路,无论你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最后或早或晚,一定会到达自己心中的理想之城。
顾桃先生从2003年开始,用一部借来的DV记录那些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化,拍摄出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作为首部纪录片获得第5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雨果的假期》获得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最高奖—小川绅介奖、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纪录片奖。《犴达罕》获得第3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评审团奖、第51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
从起初的无意识拍摄猎民的点点滴滴,到最终形成主题,创作出“鄂温克三部曲”,顾桃用他无际的敏感、和不受限制的自我反思构成了一部不藏私心,充满血肉的狩猎文化消亡史。
作为一位艺术家,他用饱含温柔的理解与不加修饰的北方情感,真诚而浓烈的记录下了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对大自然的信仰,以及在时代变革中这个族群的集体失落。
工业文明带来的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北方民族丛林文化被时代的车轮撞了个措手不及,狼狈尽显。
城市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驯化,大到收缴猎枪,小到勒令戒酒,顾桃用影像记录着这一切细节,温柔地、真诚地、冷酷地。
就像候鸟南飞、就像万河归海,谁都无法阻挡它们离开,却可以记住它们曾经来过。
顾桃说:“我确信即使是以我这样最平静地记录这些最日常的生活,对于未来都将会是一个探究曾经的民族在历史当下的细节的依据。”
如出发,必到达,顾桃已经在路上了。
敖鲁古雅是什么意思
答敖鲁古雅,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是中国唯一的半野生驯鹿种群栖息地。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位于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最北部的敖鲁古雅河畔,根河市西郊。是鄂温克族最远也是最神秘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地方。这里奇怪的是,每人都有一个俄罗斯名字,遇到重名,就在后面加上特徽,比如乡上有三个玛利亚,后面加上大、中、小以区分,也可以加上自己的姓
敖鲁古雅,也称驯鹿鄂温克人,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17世纪中叶,驯鹿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流域一带,游猎迁徙到大兴安岭密林中,靠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他们被称为“使鹿部落”和“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也是中国境内保存“驯鹿文化”的民族之一。
最后一代纯正血统的驯鹿鄂温克人仅有30余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驯鹿只剩600余头,极少一部分驯鹿鄂温克人仍然保留着较为原始、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
民族风俗:
这里奇怪的是,每人都有一个俄罗斯名字,遇到重名,就在后面加上特徽,比如乡上有三个玛利亚,后面加上大、中、小以区分,也可以加上自己的姓。敖鲁古雅是鄂温克族三大直系,雅库特系,其中的一个小部落,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少数民族。
生态环境:
这里是森林与草原的界线,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草原在这里交汇,一边是草原、河流,一边是森林、山岗,空气新鲜,野味十足,当地人半当真的说“这地方绝对没有污染,连苍蝇、蚊子都是绿色食品”。
国家给敖鲁古雅乡人建立了定居地,但驯鹿只能生活在森林里,所以除了在定居点的部分村民,密林中还散布着五个驯鹿站,最远的在150公里。
过去,敖鲁古雅人养驯鹿只是作为运输工具,一头驯鹿可以负重35公斤左右,每小时可以行走5公里,1964年,割鹿茸取得了成功。驯鹿已经不大用来运输了,而成了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唯一的驯鹿大约只有这里的10000只左右。
神鹿啊神鹿的影片评论
答导演心声
在上视纪实频道的《经典重访》中,孙增田说,这个片子他们跟拍了很长时间,是和柳芭生活在一起了。片子中很少地让人感觉到柳芭之外的其他人——她自己在镜头前陈述,或者用画外音讲述着。这是一个缓慢的忧郁的女声,配上那种黄色山林的画面,已经带给旁观者忧伤的感觉了。这个长相普通的女人能够那么坦然地讲述她的故事,描述心中的痛苦,那种穿行于城市与山林间的痛苦,听得人很感伤。她画中的内容总是鹿、鹿群、山林,或有人烟。神鹿是他们的神,但是在难产中死去,神鹿的死意味着她将彻底告别游牧的生活。摄像机很真实的拍摄着痛苦挣扎中的白鹿,忙碌的柳芭及其家人,可是谁也没能救活这只鹿。
仍然最清晰得记得片子最后的一个场景——傍晚的山林中,柳芭一个人渐渐远去的身影,在镜头中越来越小,她的狗跟在她的身后,绕着步子。那是一个美轮美奂的长镜头,美轮美奂的秋天的山林。但逐渐远去的身影在夕阳里充满忧伤。
纪实与思考:孙增田谈《神鹿》
《神鹿呀,我们的神鹿》(以下简称《神鹿》)制作完成了、播放了,而且还在国际几个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获了奖。对制作者来悦,这意味着一个过程结束了,作品凝结为一种形态,放在了那里。作为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我得到了什么呢?我想,惟一能带来的就是制作这部纪录片时的思考和获得的体会与经验。惟有这些能融人身心,随你同行。它出能像录像带一样,可以不时地回放与检视,并得以修正。
微言大义
初得以《神鹿》这个题材,边采访,边思考:它有多大的价值这也是我每次确定一个纪录片选题时首先要问自己的。世界之大,不是何人何事都可以作为纪录片题材的。它必须是有价值的。没有价值,不值得劳神费力;认识不到价值,也不会有投人的激情。我认为这个价值至少体现在“深”与“广”两个方面:它有多深的内涵可开掘?又有多大的普遍意义?
《神鹿》这个题材,从表面上看,反映的生活远离主流社会,描绘的是遥远的少数民族山林生活;人物经历与感情出十分个别、独特。但是这个看似远离现代文明的题材,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就会发现,它包含着现代文明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即: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的消失。
翻拣出当时的导演阐述,可看出根据采访得出的认识与思考:
导演阐述
(一)
东北大兴安岭的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中,生活着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枣敖鲁古雅鄂温克。他们饲养的驯鹿美丽而奇特枣雌在巴生着犄角。如同他们饲养的驯鹿,鄂温克人的生活、文化、命运也呈现存一种奇异的色彩。
族中有一个祖孙三代女人织成的家庭:外祖母妞拉枣母亲芭拉杰伊枣女儿柳芭。外祖母94岁,是族中最后一位萨满。代表厂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母亲达拉个伊是从山林中走出来定居的代,她承受了丧夫的痛苦和牛活的艰辛,坚忍地生活着;女儿柳芭,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毕业。回心灵受不住都市生活的挤压,返回山林故乡。三代女人构成的命运链条环环相扣,却又各不仰自,充满了奇异的悲剧色彩。她们的命运,是其民族文化命运的缩影,她们的心灵历程,体现着民族的灵魂与感情。
(二)
我们要充分关注和理解其民族文化对三代女人命运的影响,它溶在她们一脉相承的血液中,虽在一代代地变化,但无法变色,这种驯鹿文化在人类大文化背景中呈现着奇异的色彩。我们也要充分关注和认识时代的巨变对三代女人生活与命运的影响,它使三代女人命运呈三级跳跃状态。
民族文化和时代的巨变构成了矛盾冲突的两面。本民族文化的纵向继承和时代巨变的横向冲击,一纵一横构成十字架般产大的阴影,笼罩了三代女人的心灵和命运。这一切,触及广个现代文明的大命题:人类文明在发展中,是中应该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三)
充分注意驯鹿民族性格的内在的相似性:原始自然的生命力、善良浪漫的大性、问往自由又离不开山林的宿命……鹿是民族心灵外现的精灵,是他们传统文化的具象,是我们创造意境的意象。
(四)
全片风格要严格写实,忠实地记录人物生活、命运的片断。让千人公倾诉她们的心灵人沉重的激情蕴含在单诚的纪实之中。
镜头随生活流动,画面自然生动。注意用特写展现人物的神态和心理活动。严格的同期声。
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了大智慧,几乎你能想到的,古人早已有成语放在了那里。古语中的“微言大义”四个字,我想用它来概括纪录片题材与思想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了。纪录片要记录的事实,必定是具体的、具象的:某人、某事、某时、某地……不可能是抽象的、概念的;但它必须有着深刻而普遍的意义。说一部纪录片,有现实的意义,或有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就是这个意思枣我称为“大义”。试想,一部纪录片所拍事物跟谁都没关系,什么见识也没有,那谁要看它?那它有什么价值呢?
记录的价值
《神鹿》拍摄期间,正是纪录片界强调“纪实”、“客观”那段时间。我是个颇不自信的人。边拍摄,边思考,边反问自己:纪录片应不应该思考,有没有纯而又纯的纪实承担不承担认识事物这个任务?直想到纪录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一路想下去,纪录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认为纪录片是人类自审的一面镜子。纪录片像一面镜子,真实的影像投射在里面,人类可以通过这面镜子审视自己,以调整自身,向未来走去。这就要求纪录片提供的生存之影像第一是真实的,不能是假面舞会,第二必须是深刻的,能看到形象之后的灵魂、事物发展的脉络。纪录片制作人,应该是人类生活境况的守望者。他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的品质:一是真诚,不说谎,不自欺;二是明智,能透视到事物的内部,看到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与影响。
想通了,我认准在《神鹿》采访、拍摄中不能“傻拍”,要理解着拍。柳芭对自己心灵痛苦和造成曲折经历的深层原因并不清楚,常常自怨自艾。我把我的理解与她交流,她甚至吃惊地说:“你怎么看到我心里去了,我自己都没理清这个头绪。”纪实与思考,是不矛盾的,思考有助于更深刻的纪实。
《神鹿》采访拍摄与思考同步走。过程中不免要问:这样认识对吗?判断错了怎么加不是白白浪费时光吗?反复想来,忽然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纪录片允许犯错误。”
影视材料要比文字材料直观、客观。你拍了这部影片,其他人可以通过你的影视素材重新研究剪接使用,可能会得出另外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就是说,影视材料具有相对客观与独立的特性。
纪录片史上有一个有趣的例子: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拍了一部《德意志的胜利》,通篇鼓吹希特勒独裁与德国人的狂热,后来苏联的导演罗姆利用此片素材,重新剪辑成一部纪录片,片名是《普通的法西斯》,完全是批判的态度与结论,极其精彩与精辟。也就是说,《德意志的胜利》女导演对现实与历史的认识是错的,但她拍摄的影片素材是有价值的,让后人以此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从事纪录片制作,我们的认识、思想可以有局限,甚至可以错误,但我们的工作总有一部分有价值。
谁的思想没有局限由谁的认识会百分之百正确?回想“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记者、文学家、艺术家身陷其中,高唱赞歌,现在回头看,文字的、美术的、戏剧的……都显得那么荒唐可笑,甚至一文不值,惟有影视记者,他们留下来的影片素材,记录下了那段特殊的历史。虽然他们当时也狂热,也迷幻,但他们那段创作没有被全部浪费。从这点上说,选择纪录片,是一个保险的事业,允许犯错误,因为后面会有“罗姆”为我们修正。生命不会浪费。
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大胆地认识,大胆地思考,大胆地记录。我想,《神鹿》今天让人看到一种独特的生活与文化,同时启发人们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若干年后,这部纪录片的思想会过时,但它记录的那色彩独特的驯鹿生活与文化习俗肯定会有民族学、人类学的价值。
淘金者
《神鹿》从开拍那天起,我就面对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我常为此提着心。纪录片拍摄,是随事物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你不知道它将如何开展,又会有什么结果。这也是纪录片的一个特点。从这一点讲,纪录片又是冒险的,很可能拍了一半,无法拍下去了。因为随事物的发展,这个题材没有价值了。
纪录片制作者。真像一个淘金者。面对无边的土地,哪里有金矿?矿脉的走向如何2矿的贮量有多大你有那么好的眼光和心智吗2在西北,我接触过淘金者,其中有被称“金把头”的人,他能看到地下的矿脉,其他淘金者,都跟着他。按他的指点掘矿、淘金,必有所获。一个纪录片制作者,真得有“金把头”那样的眼光和心智,能预测事物发展的走向与结果。
《神鹿》拍摄的进程,随时检验着我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如果它是合乎发展规律的,那它的走向将在你预料之中。而且,生活比你预想的要精彩得多。当然,还得承认有一份运气。谁能预料“神鹿’会难产死亡呢?不过,如果不是对这个题材有深刻的文化思考,看到神鹿在其文化里的象征意义、符号作用,我们就不会从“神鹿”怀孕到难产,到死去,到风葬,盯着拍下来。最后的片名也是由此所得。
从选择到提炼
拍摄中,遇到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拍什么的问题。每天面对24小时的生活内容,哪些该拍,哪些不必拍
渐渐地,我也从中悟出纪录片制作的一个特点。过去一些影视理论,总结的多是故事片的创作特点,很少注意到在制作过程中,纪录片与故事片是有极大区别的。电影因为创造了“蒙太奇”才独立成为一门艺术。“蒙太奇”是影视创作最基本的特征与手段。在“创作”这一点上,纪录片与故事片有着阶段性的差异。
我认为,故事片的“创作”在拍摄之前;纪录片的“创作”在拍摄之后。具体说来,故事片是在剧本基础上做分镜头处理,并进行蒙太奇设计,即电影创作的;而纪录片是拍摄完成之后,将素材拿上剪辑台,才进入蒙太奇创作的。纪录片无法在拍摄之前进行分镜头设计,也不能在生活之中考虑蒙太奇组接,而是要真诚地面对生活与事实,把有价值的生活片断、事件拍摄下来。我体会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收集素材的过程。既不能见什么拍什么,有事必录,萝卜、白菜一筐装;也要对多方面的、丰富的生活进行从全面到细节的收录。素材要有较大的生活容量。《神鹿》素材与成片比是20:1。因为是用胶片拍摄,所以使用时格外珍惜。
拍摄阶段,关键是选择枣选择带有本质意义的生活片断与事实。
拍摄《神鹿》,一直围绕着三代女人既一脉相承,又各不相同的生活与命运进行的。拍摄姥姥选择了她作为其民族的山林驯鹿文化的代表,和与自然相合一的观念与行为,突出了神秘的特色。拍摄母亲,重在她承上启下,支撑了一家人生活的片断;拍摄柳芭,更多地注意了她命运的变迁以及心灵感情与现实的冲突。
现实生活大多是极平凡的。拍摄中,需要一种敏锐的感觉,能看到生活中的深意。《神鹿》拍了柳芭刷牙、化妆;汉族村落的牛、猪、鸡。这些都是极平常的生活景象。但前者透露出柳芭曾在城市生活过的背景经历;后者表现了柳芭进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山林故乡的汉族生活文化圈。
如果说拍摄阶段在于选择,那么剪辑阶段,就在于提炼。素材到手,如同挖回了矿石,还要提炼出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删剪镜头,排列先后结构,这才进入了影视意义上的“创作”。《神鹿》剪辑,从全片结构到细节处理,加加减减,移前挪后,都做了多次调整。人常说拍摄辛苦,其实剪辑才叫辛苦,是“心苦”,是一种煎熬。从头到尾,画面与音乐、音响。解说在心中不断地“混录”着,同时也在寻找着一种最好的表现方式。直到最后,才确定自述可能是最佳形式。于是,把主人公从遥远的大兴安岭请到北京的录音棚。如果拍摄时采用现场录音,用现在时态,应该更好。
与生命同在
几次获奖之后,有朋友认为我的纪录片拍得不错了,提醒我应该向故事片发展。好像是升级:纪录片是一年级,故事片是二年级,故事片比纪录片“高级”。如果不细想,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这种感觉。
真是这样吗?这关系到怎样看纪录片的价值,还真得好好想一想。我把故事片和纪录片作了一个比较。电影诞生,以纪实特性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获得生存的权力。从这一点比较,纪录片和故事片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纪录片记录的是真实物象,故事片则是人造物象。即:纪录片拍的是真人。真事;故事片拍的是演员和虚拟的故事。从这一点衡量,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特性的恰恰是纪录片,而不是故事片。《神鹿》中的人物命运曲折,心理冲突强烈巨环境独特。有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片题材。我认为,如果拍成故事片,肯定会很好看、很感人,但不会像纪录片这样有力量、有价值。柳芭这个人不管离你多么遥远,但她和你一样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纪录片所记录的是活着或曾经活过的人,正在发生或发生过的事。我称为:纪录片与生命同在。
回忆一下,故事片放映完的那一刻,灯一亮,我们就有一种梦醒了的感觉;而纪录片不会有这种虚幻感。纪录片中的人和事是世界上某处的一个真实的存在。
青年鲁迅在日本学医,从一部纪录片里看到同胞被杀,而国民在充当看客。他毅然弃医从文以疗救中国人的精神。影片上溅开的人血和看客麻木的表情,激励鲁迅呐喊了一生!这就是纪录片的力量!
纪录片也与制作者的生命同在。你所拍的都是你生命中的亲历。纪录片制作者永远都不会像故事片导演那么风光,但它使你生命有丰富的经历。
上海电视节期间,见到上海影视资料馆陈湘云馆长,她谈到她也有被纪录片震撼的经历,遂决定大量收藏纪录片。
是啊,收藏纪录片,就是收藏有生命的历史。
敖鲁古雅,神鹿传奇
答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
一路摇成煤球(元宵?),穿越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深处,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最后的狩猎部落。如果你认为根河是敖鲁古雅的故乡,其实错了。他们原先是传统的山林狩猎民族,四大鄂温克家族之一,目前人口仅存200余人。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民族,珍藏了三代人的传奇故事。
吉祥三宝的乌日娜作为总导演,将他们的故事搬上舞台,曾在北京保利剧院公演,敖鲁古雅最后的酋长,92岁的玛丽亚索老太太为此第一次走出深山,带着人生第一张身份证来到北京,与观众见面。
这部歌舞剧仍在海拉尔舞台公演。
还有一部纪实体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带着他们的故事,为作家迟子建收获了第七届矛盾文学奖。
1.神鹿精灵---柳芭
敖鲁古雅最有名的成员应该是画家柳芭。作为部落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后分配在内蒙古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她的母亲是部落的萨满,负责通灵,为了拯救部落里的人,每救一个人,就死一个儿子作为交换,儿子死完死女婿。但她救人时从来没有因此犹豫过。柳芭有个青梅竹马的男孩,但在她上大学时娶了另一位姑娘。从此柳芭开始酗酒,但酒后确实激发了不少创作灵感。很多画作与这个男孩有关。曾经有全国青年画家选拔作品送展国际比赛,仅六人入围,而她是唯一不能随队参展的作者,因为她经常烂醉如泥。她越来越觉得离开故乡的城市生活不能给她快乐和灵感,仿佛无根漂流。终于回到山里,与驯鹿共舞,童年的记忆和部落里的生活是她创作的源泉。然而好景不长,尴尬的身份使她不仅在城里时被人认为是山里人,在家乡也被认为是城里人,总是格格不入。于是她又开始酗酒,一次醉酒后洗衣服时跌入一条浅浅的小溪溺亡,时年42岁。她的故事也被拍成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画作被内蒙古博物馆收藏。
2.最后的酋长---玛利亚索
敖鲁古雅的传奇莫过于女酋长玛利亚索。在一个男权的狩猎部落,竟然有这么一位近百岁的女酋长,部落的精神领袖。
她曾经是已故酋长丈夫生前的好帮手,一位出色的女猎手,而且为人睿智、谦和、热情。她不懂汉语,却可以通过对方的语调、口吻、表情、肢体语言等猜到对方的意思,在无翻译的时候也能与对方有效沟通。鄂温克族是个豪饮的民族,但她滴酒不沾,因为包括自己的丈夫和部落里唯一的大学生柳芭在内的许多族人因酗酒丢掉生命,令她痛心不已。政府为了保护鄂温克文化,改善族人的生存状态,在根河开辟了保留地,请来芬兰设计师为他们建造了木屋,很多族人迁居出山林。但玛利亚索执意留在山上,她认为离开山林不会狩猎的敖鲁古雅人是就不是敖鲁古雅人,他们多年来是使鹿鄂温克部落,只有他们驯化了驯鹿。但驯鹿只吃山上这种新鲜的碱性咸味苔藓,神鹿离不开山林。
她100多岁的姐姐玛利亚布被送到山下的敬老院养老。但她执意不肯离开。只有为了保护和传播敖鲁古雅文化,随团去北京公演时,她才生平第一次带着第一张身份证离开山林。那年她已经92岁。矛盾奖的小说主人公就是以她为原型。到如今,她依然独自留守在山上的桦皮帐篷,守护着她的驯鹿。
3.领头人---达玛娜
两代人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敖鲁古雅人,酋长玛利亚索的女儿达玛娜,是敖鲁古雅人走出山林的积极倡导者。
可想而知,她与酋长母亲之间具有严重的分歧。作为重要的民族骨干,达玛娜被送往北京学习,她在那里见到了城市,并结识了一起学习的同学,这位同学成了她第一任丈夫。为了爱情,他随达玛娜回到部落,但城市与狩猎部落的强烈落差使他非常不适应,表面坚强、开朗、乐观的他竟然将枪口对准了自己。达玛娜的第二个丈夫对她也非常好,为了给他们的儿子买课本,他骑着驯鹿下山,回来时驯鹿意外受惊,他不幸跌落悬崖,这件事也成为玛利亚索阻拦部落下山的证据,说这是一个征兆,神鹿是不可以下山的。
但达玛娜依然坚持让年轻人走出山林,走进现代生活,只有这样,民族才有希望。在全民投票中,除了一人弃权,全员赞成下山。大家心里很清楚是谁投的弃权票。达玛娜带领族人来到根河的新的居住地,实现生态移民,重建家园,做实验在山下驯化驯鹿,以实际行动证明给母亲驯鹿可以下山。
现在要找寻敖鲁古雅文化,都会去根河。
只有少数人会寻到山林中。我们看到的老太太也不是酋长本人,玛利亚索找了个替身,早就隐居不会客了。
顾桃《犴达罕》 电影带来的世界10 2022-06-29
答《犴达罕》是由 顾桃 执导的纪录电影,于2013年在中国首映,片长100分钟。影片的英文名为《The Last Moose of Ao Lu Gu Ya》(敖鲁古雅最后的犴)。犴的学名是驼鹿,犴达罕是其蒙语读音(拼音hān dá hǎn)。犴达罕是大兴安岭森林里体态最大的动物,它威武,敏感,拥有尊严。由于近年来生态被破坏、偷猎者的增多,犴达罕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然而这不是一部关于犴的影片。
具有犴一样孤独气质的鄂温克猎人维加,在禁猎后显得失落悲伤,他经常酒后用诗和画怀念逝去的狩猎时代。春天来了,维加和伙伴进入原始森林,寻找犴达罕的足迹。城市里教书的夏老师爱慕维加的才华,维加的生活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山林……
影片用记录的方式塑造了当代鄂温克族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维加,试图借此展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生存状态。
开场是维加自白,为后面的内容做了铺垫,告诉你,这个开场自称刚刚从巴黎回来的,说话大舌头的酒鬼,能把驯鹿画的那么好,能把诗歌写的那么好。
全片分为三段,森林生活,城市生活,回归生活。
第一段,森林生活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日渐式微的民族。鄂温克的民族符号是狩猎生活和语言,他们没有文字。其实维加的母亲也说着流利的汉语,维加亲吻的老人却在告诫他,不能忘记自己出生地的语言。老人和维加典型的北方民族面庞和眼睛,在历史书中曾经出现过,那就是彪悍的成吉思汗。
狩猎生活的消失,就是从游猎变成了定居。片中有一段镜头,定居点新的现代生活,竟然是这个古老民族从来没干过的踢足球。维加喝多了,摇晃着说,我也要加入你们。镜头一转,他茫然消失在人群之外。
对于维加这群从事了二十几年狩猎生活的人来说,中年改行实属不易。就连从山上被赶到定居点的驯鹿也不适应,死了大片后又不得已转移回林子。虽然定居点的居住条件不比内地任何普通的镇子差,有政府建的两层别墅,但仍令大多数维加一样的中年男人痛苦。精神已死,于是酗酒。
第二段,维加的人生有了转机。为了给维加找个媳妇,管住他喝酒,维加的妈妈登了征婚广告。南方姑娘夏老师爱慕维加的才华,于是维加离开了森林,在城市文明里,他收获了爱情。但他们感情的初衷“戒酒”,最后还是伤害了他们。导演用电影般的镜头敏锐的捕捉到了维加的外在变化,从森林生活中的朋克长发,变成了现代商业艺术家的光头,衣服也从刚来海南时的邋里邋遢,变成了干净利索。
可维加学习英语,以及脸上的眼镜都很别扭。城市里的女人提醒他,不要被毛毛虫咬到。显然她们不知道,在森林里长大的维加们如何猎杀一只黑熊。维加的女友对其关怀备至,在等公交的时候,还给他扇扇子。
在海南岛最后的镜头是,维加一个人看海上日落,有说不出的寂寞。他说他从来不关心海南的城市,他更关注这里的少数民族生活。
第三段,女友将维加送进精神病院戒酒无效后,他和女友分手,回到了故乡,继续原来的生活。在森林的小屋中慢慢的起床,头发比在海南的时候长了,但长短正好。说话也不是含糊的酒鬼式的了,在林间吟诵完一首自己新写的诗后,嘎然而止。在结尾处,还不忘再次呼吁保护民族文化,深深表达了大兴安岭鄂温克族前途命运的彷徨和未知。
鄂温克女画家柳芭的妈妈叫芭拉杰依,姥姥叫妞拉,是鄂温克最后的萨满。柳芭姐弟三人,依次为柳芭,妹妹柳霞,弟弟维加。柳芭的女儿叫瑶娜,柳霞的儿子叫雨果。
在纪录片《神鹿啊神鹿》和《神鹿的女儿》中,柳芭是主角,妈妈芭拉杰依,柳芭丈夫和女儿瑶娜也有出镜。
维加和姐姐柳芭一样,喜爱绘画,是个画家。同时他还是个诗人,收录一首:
“我从弓与箭的文化环球
来到了原子弹的时代
他们把我抛出去
我们的文化 正在消失
语言和制度 也在消失
还有四个猎民青年 被带上了法庭
这是对狩猎文化
末日的审判
审判吧”——维加
学美术出身的顾桃因为偶然翻起父亲顾德清曾经拍摄的关于大兴安岭与鄂温克族人的照片,而萌生了纪录鄂温克族人的念头,便一个人带着摄影机去了大兴安岭。他和大兴安岭上的这个狩猎民族朝夕相处,将这个族群的失落与梦想一一摄进自己的镜头。从2007年开始,他用超过500小时的素材剪出了三部自成一体的人类学纪录片集《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 》、《 雨果的假期 》和《犴达罕》,即所谓“鄂温克三部曲”。其中,《犴达罕》光拍摄就花去了四年的时间。
《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 》(2006年)的主角是柳霞,时长85分钟,但暂时看不到原片,只看了一个20分钟的简介。
《 雨果的假期 》(2010年)的主角是雨果和他的妈妈柳霞,时长48分钟,是个短片。
《犴达罕》(2013年)的主角是维加,时长100分钟。
也就是说,在柳芭去世之后,顾桃用了7年的时间,以她的家人为视角,继续追踪鄂温克民族的现状。当然免不了要触碰那些,过去与未来,失落与梦想。
(21世纪经济报道、时光网评)“鄂温克三部曲”是顾桃写给敖鲁古雅的挽歌,《犴达罕》是三部曲中最让人心酸的一部。该片相较于新闻报道般的深入与思辨,则显得粗犷自由、充满山林般的随性与浪漫。如果将顾桃的片子看作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纪录片,似乎也并不恰当。顾桃的片子记录的则是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个体人物,捡拾的是少数族裔的琐碎生活和只言片语,但透过这些吉光片羽,拼凑出的却是一个古老的狩猎民族的神性与诗意。顾桃知道自己并没有逆转潮流的本事,他只是端起摄像机,为一种文化拍出自己的注脚。
2014 《犴达罕》51届台湾金马影展纪录片提名
2014 《犴达罕》法国第33届让鲁什国际民族志电影节纳努克大奖
2014 《犴达罕》第3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评审团奖
2014 《犴达罕》第43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Spectrum单元
2013 《犴达罕》第二届凤凰视频纪录片最佳长片奖
2013 《犴达罕》第十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 年度十佳纪录片
顾桃,满族,独立纪录片导演,1970年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1991年-1995年在 内蒙古艺术学院 绘画系(油画专业)学习,2000年-2002年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修习摄影,2004年开始纪录片创作。现工作生活在北京宋庄。
2004年开始《敖鲁古雅的养鹿人》,《敖鲁古雅,敖鲁古雅》
2005年开始《我的身体你做主》
2007年开始《神翳》
2008年开始《托扎敏,托扎敏。》
2008年开始《雨果的假期》
2009年开始《成吉思汗的守陵人》
2010年开始《乌鲁布铁、乌鲁布铁》
2011年《乌珠穆沁的萨满》
2011年《樱花の颜色》
2012年《糠野目の阳光》
2012年《犴达罕》
参加展览获奖:
2013哥本哈根国际电影节
2012入围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
2012亚洲电视最佳纪录奖(新加坡)
2011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奖
2011年中国纪录片学会年度十佳第一名
2010第四届新卡里多尼亚(法国)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2010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自然类金奖
2009东京中国独立电影周
2008第五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
2008纽约莱克基金会第四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
2007新加坡国际电视节一等奖
2007第四届中国独立电影周
中国北部的大兴安岭,有一支极为少数的民族——使鹿鄂温克。三百年前,他们来自更北方的西伯利亚。他们世代以打猎和饲养驯鹿为生,拥有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敖鲁古雅是鄂温克族居住的部落,位于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最北部的 额尔古纳河河 畔,根河市西郊,是 鄂温克族 最远也是最神秘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地方。
2003年,他们被迁出了大山,搬进了政府所建的定居点。禁猎也随之来临,失去森林和猎枪的鄂温克人深感寂寞。部分族人回到山上,重新开始了传统的生活。
失去丈夫的柳霞用酒精麻醉自己,因为除了天上的太阳,驯鹿和它遥远的儿子,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再属于她,弟弟维佳是个迷失了方向的艺术酒鬼。何协用口琴表达他的伤悲,酋长玛丽娅·索漠然地看着变化着的时代。何协是酋长的儿子。作家迟子建创作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时,所拜访的那位鄂温克人最后的酋长,就是玛丽娅·索。
时光悄悄流逝,鹿铃声也渐渐远去……那片曾经熟悉的森林还会属于他们吗?
雨果的母亲柳霞,在雨果很小的时候失去了丈夫,因为酗酒,无力抚养孩子,在社会的资助下将雨果送到了无锡免费接受教育。柳霞终日苦闷,驯鹿和酒成了她思念孩子的寄托。
在一个冬天的假期,雨果回到了家乡——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定居点。此时他已不再是当初离家的那个孩子,而是一个13岁的少年了,面对酗酒的妈妈,诗意的舅舅,纯净的族人,熟悉又陌生的森林,在城市里长大的雨果有些不知所措……
《犴达罕》是201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之专题展“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的参展作品,并荣获第一届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志电影永久收藏奖的金奖。下面是这次活动中记者与导演顾桃的对话。
记者问:孙曾田导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拍摄了《神鹿啊,神鹿》,讲述了维加的姐姐——柳芭的故事,那部片子对您有没有影响?
顾桃答:其实我现在很少看片子,每个人有不同的本能和直觉,会让你做出一个反应。看了很多经典的片子,读了很多名著,可能反倒会限制你获取信息的角度和能力。可能是因为我学了美术,我一直有一个比较自由、本能的视角。的确,柳芭那时在东北和北京是很有名的。维加说过一句话:“我大姐的命运像一个痛苦的钟摆,我的命运会像我姐姐。”当时我就很有触动,有一种很强的宿命感。
问:维加在片中的表达很自然,比如在撮罗子里的灯光下说话,在草坪上转过身来和拍摄者说话,您与被拍摄对象交心的感觉非常好,您是如何做到的?
答:我没有学过人类学,也不了解民族学,但是我想人都是相通的,对人类的表达离不开生命、人性和爱。任何的艺术形式,无论美术、音乐、雕塑、文学等等,讲的都是这些共通的东西。所以我在片子里的表达也是如此,对生活保持一些敏感。生活大于艺术,越是生活里的东西,越能打动人。
问:片子里对维加和他家人的记录都很深入,他们怎么看这部片子?
答:维加的妈妈对我一直有怀疑,她是一个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人,比如她会说:“你拍的都是些酒鬼,多难看啊!”我就说,看我片子的人可不认为他们是酒鬼啊,会认为人没有了生活目标之后总需要找另外一些东西来替代它,来平衡生活。
维加选择了酒来平衡他的生活,大家看到的多半是一种文明的失落。
维加说我拍得很真实,他是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评价的。上次我让人把我的一本书带给他,忐忑地等待他的反馈,后来他就跑到一个有信号的山头给我打电话,说:“我看了你的书,你能不能再给我两本,我想送人。你写得挺真实的,挺好。”我听了他的评价后就放心了。
问:维加去海南三亚,后又回到大兴安岭,他有没有变化?
答:维加在海南三亚的时候,其实我看得很难受。夏老师是很善良的人,对他有一种拯救的态度,认为维加是个很好的艺术家,是酗酒损害了他。但酒也给了维加灵感,他和森林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把维加放到三亚那么炎热的地方其实并不合适。我曾在回来的火车上写了一句话:“森林里最后的一头犴达罕困在热带雨林,无力咆哮,只有哀嚎。”但这对他而言,也是非常珍贵的一段经历。
维加在异乡也的确画了一些画。但是从绘画的角度看,他在森林里的画,关于松树、雪等等,是自由的、酣畅淋漓的。到三亚之后的画,虽然主题相同,但是树有点像椰子树了,装饰的味道变浓了。离开自己生存的土壤,还是多少会被改变的。
问:您塑造了一组鄂温克族群像。后来卢晟导演的《这里那里》,里面也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鄂温克的故事,您是否认为鄂温克的形象在扩散?
答:应该是吧,但我觉得这还是很小众的。就观众人数来说,一场放映可能也就十几个人,最多三十个人。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策展人论坛,有个电影博物馆的负责人说了句话:“看独立电影的即使只有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复数。”这句话给了我鼓舞。纪录片的功能就是在提出问题,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也没有合适的方法。现在有太多人去鄂温克地区拍摄了,我倒觉得并不是受了我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对生态移民的关注。但有些拍摄者很快地访问,很快地拍摄,大多是走马观花。
2014年2月23日下午,顾桃导演作品《犴达罕》完成了山东省内的首次放映。在其后的观众见面会上,顾桃导演回答了几个观众的问题。事后被记录者整理成文,题为《顾桃导演谈纪录片——纪录片表现的真实也是一个局部的真实》。这里收录几段。
观众A问:您能为我们讲述一下拍摄敖鲁古雅纪录片三部曲的创作起源吗?
顾桃答:我2005年开始拍摄纪录片,选择了离我的老家鄂伦春五百公里外的鄂温克做为拍摄对象,是因为受到父亲顾德清的影响,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用相机和文字记录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他的勇气和坚持始终激励着我。我在六年之内完成了鄂温克族的敖鲁古雅的两个片子;《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在这期间拍摄的维加的素材也很多,我感觉他像森林里最后的一头孤独的犴达罕,拥有力量,更拥有悲伤。两年前,维加有了爱,在三亚的夏老师把维加从北纬52°带到了北纬18°的海南岛,维加离开了森林,我赶到三亚给他送绘画的资料和看他时在博客上写了一句感受:森林里最后一头犴困惑在热带雨林,无力咆哮,只有哀嚎……。我也看到维加穿着有椰子树、花了呼哨的海岛服,在沙滩上嗮太阳,总感觉这不属于他,但我无权干扰他的幸福或不幸,只有等待他自己的选择未来的生活。这是我敖鲁古雅第三部片子。
观众B问:这部纪录片中维加的一些表现是否有跟您想法相同的地方?
顾桃答:做纪录片的时候每个人所做的群体或者是一个个体,多多少少都会与这个作者有关系,才有触动,才有态度,才能坚持的去记录。如果是像去做一个工作,为什么说有时工作不愿意去做,或者做不好,是因为这份工作与你没有关系,你只是在工作或者在等待假期和发薪水的日子。所以你所有的热情都会耗尽。这个也是我想对现在的年轻人想说的,一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去为生存而去生存,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会你会发现自己会拥有的更多,更重要的是它会让你变得更踏实。
观众C问:在您作为纪录片导演的立场上,您是怎样看待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当下泛达尔文主义的矛盾的?
顾桃答:我从小是在森林中长大,我不是在鄂温克而是在鄂伦春,我家的周围全是森林,全是山,全是河。有鄂伦春族,有鄂温克族,也有蒙古族,还有满族。从小我的感受就是在森林里都是有神灵庇护的,从小到大,后来到了城市,就感觉这个神灵离我们越来越远,尤其像狩猎的民族,鄂温克族还有鄂伦春族在失去猎枪之后,他们就算是失去了那种生活的方式,这部片子仅仅是观察记录,关于这个民族方面的问题,有一个学者说过:民族现象不是与生俱来,也就不会永世长存。
观众D问:您在完成这样一部跨越7年的这样一部作品,支撑您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顾桃答:动力来于生活本身,如果你选择的这一职业他真的融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就可能变得容易了,变得轻松了。其实不管你选择做纪录片也好,做电影也好或者其他的工作像卖保险,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把你的职业变得与你的生活有关联,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观众E问:您这个团队去完成《犴达罕》这样一部作品的受益是什么样的渠道?
顾桃答:我在做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没有团队。我当时只是一个摄影师,关于受益的问题,其实当时也没想到要有什么受益。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受益和期望得到回报的态度,我们才能坚持这么多年去做。但现在的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尤其年轻人有很多一些基金会支持,也可以跟电视台合作,在拍片时能有一些基本的费用。
观众F问:在影片开头,我们看到画面有些晃动,对于纪录片的初学者在拍摄的时候对于如何取景,如何避免画面的晃动给一些好的建议?
顾桃答:关于晃动的问题有些时候是因为没办法,因为你都把三脚架支好了之后再去拍,我觉得这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用到的,但是在生活里,很多运动、突发的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一点都不介意这部片子虚也好,实也好或者是镜头晃动也好这些都不重要,就看你要拍什么东西。就像美国911事件,它就是用手机拍的,在全世界播放。
观众G问:您能聊一下您这部片子在剪辑方面的问题吗?
顾桃答:片子是剪出来的,不是拍出来的。你得为你的片子做一个结构上的梳理,这个我觉得叫导演意识。就是在后期去剪辑这部片子的时候要想这个片子要拥有怎样一个架构,要表达哪一方面,去忽略哪一方面,就是纪录片表现的真实也是一个局部的真实。你拍了200分钟最后只留下90分钟,有很多素材会不在这部片子里,就看你想突出表达主人公的哪些方面。
观众H问:《犴达罕》这部影片对我触动很深,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我们的生命面对与影片中展现的过程失去了意义,或者说再一个压制的环境里面,但是又很想展现自己的时候,应该怎样坚持下去?影片里的主人公现在又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顾桃答:其实,所有的生活都在继续。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生活,人最大的能力不是奋斗,不是努力,不是强势的去获得。其实我认为每个人最大的能力是承受。承受就是一种接受。我的态度就像影片最后维加把那块木头扔下的时候,这部片子就是结束了。就等于什么都结束了。他们目前还是在这样的生活,生活似乎也好起来了,好起来是指的因为有很多媒体去关注,比我们宣传的力度大,他们那个地方现在慢慢变成旅游的地方了。维加现在也继续回到山上了,继续喝酒,继续写诗,继续画画,画完了他会烧掉,说不定有一天他画的画还会送给你。
这是台湾作家席慕容写给维加的留言,从中可见对他的关心和期待。席慕容是蒙古族人,她曾写下情深意长的歌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巧合的是,这首歌的部分旋律出现在电影《犴达罕》中,是维加的一个同族伙伴唱的。可能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曲作者在谱曲时,运用了他们同为北方民族的民间音乐元素。也可能是,维加同伴唱的就是这首歌,但节奏有点快,音也不太准。前者可能性大。
网上有消息说,2017年4月,维加终于结婚成家了。还发了结婚照,不太清楚,但应该是真的。祝福他!
虽然生活经常设置难关给我们,但是让人生不都是这样嘛?一级级的打怪升级,你现在所面临的就是你要打的怪兽,等你打赢,你就升级了。所以遇到问题不要气馁。如需了解更多电影遥远的敖鲁古雅的信息,欢迎点击百视网其他内容。